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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活动

[学习资料]张富清、邹倩、黄大年、李保国、钟扬、陈立群先进事迹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9-10-08 [来源]: [浏览次数]: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1948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街参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突击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

1955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军营,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封战功,为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19851月,他站完最后一班岗,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他坚持学习,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织的要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从革命战场到人生战场不改本色

1924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庭。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给地主当过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1945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了一家人维持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该师杂役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359718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7月,壶梯山战斗打响。这是1948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前,西北野战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发起的澄合战役中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此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作战。在永丰城战斗中,张富清带着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是张富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19533月至195412月,张富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1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每一个岗位都担当作为竭尽所能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自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绕,想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驻生产大队时,群众不买账、不认可。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扫地。

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难、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50多岁的年纪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部找水。他带着社员修路,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电力时代

1961年至1964年期间,张富清主导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供附近的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胡区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从一个区来讲,能够照上电灯是祖祖辈辈多少年来都没有的事,电灯更明亮,比照桐油灯好多少倍呀!讲起这件事,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无我,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富清,在工作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深藏功名60余载连家人都不知情

1985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具、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怠,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右侧的抽屉里,放着他的药——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违规用自己的药,不惜锁住了抽屉。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岁的他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得以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衷,张富清说:我起初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出来,但考虑到如果不拿出来,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党的行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还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张富清说。


榜样之光照亮初心——从邹倩故事看为民情怀

 

 

这段时间,邹倩很忙。

忙着接待一拨拨前来学习交流的单位和媒体,忙着准备省民政、省妇联系统的宣讲,忙着安抚“怕她被抢走”的孤残老人们。“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对老人好是工作职责。”面对赞誉,她谦虚依旧。“老人们希望我轻松,又怕我走了,真是太可爱了。”提到老人,她笑声爽朗。

同行说:她把工作做到了极致

清晨的福利院,生机盎然。

老人在广场上打拳、遛狗,相互嬉闹。邹倩和姐妹们拖地、做饭、聊着家常。

香味从厨房飘出,老人们敲打着饭盒,等待开饭。

“邹院长,我们来向你学习。”

放下手中的扫帚,邹倩循着声音,迎了上去,好多熟面孔:英山县城乡救助管理局干部职工来了,社会福利中心管理人员来了,英山县各乡镇农村福利院院长全来了。

翻开笔记本,面对面交流,重温初心;现场参观,寻找差距;体验教学,再强使命。

陶家河乡福利院院长高正友说:“我是今年新当选的院长,邹院长的事迹给我很大启发,明确了努力方向,也更坚定了信心,平凡的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金家铺镇福利院院长付金桃感慨:“干同样的工作,邹倩能做得如此出色,就是因为她把工作当成事业,把老人当成父母,把福利院当成自己的家。她是身边的榜样,把工作做到极致,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南河镇福利院院长段汉青深有感触地说:“邹院长不简单,柔弱之躯挑重担,让我们男同志汗颜。老人们有这样的好院长是他们的福气,我要向先进看齐,学习她的管理办法、服务态度,让老人更有幸福感。”

从早上8点交流到晚上12点多,笔记本上记满了工作方法和心得体会,大家满载而归。

青年说:她是我们前行的“灯塔”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

到福利院现场教学、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座谈交流……连日来,各地各单位纷纷举办活动,在主题教育中扎实开展向邹倩学习活动。

8月7日上午,襄阳市襄州区公安局肖湾派出所,12名党员民警围坐一起,参加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学习邹倩事迹。“昨晚细读湖北日报文章《用我一生来爱你——倾听英山县孔家坊乡福利院院长邹倩的心声》后,我泪流满面。”副所长、2019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邱军说,“邹倩和我们一样,都是在基层一线最平凡的岗位上,为老百姓服务。她的每一个动人故事背后,都有对信仰的坚定红心;每一个感人瞬间背后,都有对百姓的赤子之心;每一个平凡身影背后,都有对事业的奋斗恒心。”“都说派出所民警苦,扪心自问,我们有邹倩苦吗?她为失能老人擦屎端尿、洗澡、剪指甲,24年如一日,依旧那么乐观、阳光。”邱军说,作为公安机关的“神经末梢”,基层派出所离群众最近,最了解群众所想所需所盼。邹倩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到了差距和不足,他们将学先进、找差距、抓整改,为民服务解难题,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月8日上午,武汉城投房产集团有限公司6个支部,110名在职在岗党员共同学习邹倩事迹。青年党员严聪慧在发言时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邹倩,这个我们身边的榜样,以生动实践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向她看齐,把初心使命印刻在每一个岗位每一项工作中。”

学习邹倩事迹后,团省委兼职副书记、武汉市江夏区金水办事处武当村第一书记霍计武写下随笔文章:“作为我们身边的榜样,邹倩就像是我们前行的‘灯塔’,时刻以之检视初心、对标校正,便能牢记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出发的原点,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方向正确、攻坚克难、做有所成。”

网友说: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虽然男人不轻易流泪,但也看得眼泪哗哗。”“人美心更美,能做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行动大过一切。”“很多子女对他们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没有这么好。”

……

8月4日8时45分,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她17岁来到这里,亲手为123位老人穿上寿衣,送上最后一程》,图文并茂报道了邹倩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报道引发了网友们的热情留言和点赞。

有的网友犀利发问:才看过保时捷跑车女司机视频。同是基层干部家属,咋就差距这么大?

有的网友满心称赞:爱岗敬业,奉献青春写芳华;担当使命,为民情怀见初心——了不起,邹倩!

有的网友由衷钦佩: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很多人平时对自己的爷爷奶奶都没有这么好,惭愧!

有的网友谢意诚挚:文中提到的八仙畈村的何兴国,我与他小学同过学。他在这位仙女手中走完了他的人生。我代表这位过世的同学向这位党的好女儿、好院长表达衷心的感谢。

当天下午,省内数十家媒体纷纷转载该文章,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客户端、微博、微信均有网友热情留言。“忙完一天,躺在床上浏览网友留言,他们的鼓励让我热泪盈眶。”邹倩说,她相信,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里收获善意。坚守入党时的初心,人生永远动力满满。


生命,为祖国澎湃——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题记:“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摘自1988年,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

2017年1月8日,科学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宫。同事们再也寻不到那熟悉的急火火的身影,学生们再也听不到那和风细雨的教诲,值夜的老大爷再也看不到507室窗下那盏长明灯……

7年前的那个冬日,他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大步流星走进这里的时候,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7年中,在这座科学的宫殿里,他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我们来到地质宫前。红柱白栏,石狮华表,诉说着共和国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此诞生,突破层层阻力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李四光是怀着切肤之痛回国的;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黄大年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又是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无限思念与崇敬中,我们走进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

“科研疯子”——“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吉林大学地质宫,507室。

照片上,黄大年儒雅慈和,嘴角微微上扬,金丝眼镜后闪烁着执着的目光——看得出这是一个心里藏着一团火的人。

“跟我们谈谈黄老师吧。”我们一开口,黄大年生前的秘书王郁涵眼圈立刻红了。

这些日子里,王郁涵有些恍惚。

“我又梦见黄老师乐呵呵地从办公室出来,拍了下我的肩膀,又去忙了……”

黄老师似乎没有离开,上次随老师在北京开会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窗帘拉上,空调打开,偌大的会场,喧嚣渐渐平复。

投影幕布前,黄大年正如醉如痴地为在场的专家演示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PPT。靠近他的人嗅到他身上一丝丝冰片的清凉味道——黄教授吃了速效救心丸。

2016年6月底,在赴京参加这个会的前一天,黄大年突然晕倒在办公室。

“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来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王郁涵黑着眼圈,瞥了一眼老师带领他们熬了三个晚上整出来的小山一样的材料,没敢吭气儿。

准备项目验收会的时间很紧,黄大年作为项目负责人,连着熬了三个晚上,查遗补漏。直至开会前,胸口仍很憋闷。他习惯性地打开随身带的黑书包,拿出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子往手里一倒,一仰头扔在嘴里使劲嚼着,走进会场……

“项目成果已处在国际领先水平。”黄大年和他的团队欣喜不已。

可谁又能想到,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想起这件事,王郁涵恨自己:“早知如此,说什么都要劝阻他。”

可谁又能劝阻得了呢?

翻看他生前的微信朋友圈,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他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

在他心里,科学是他梦中的“情人”。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缺一个领军人物。正在着急,有人推荐了刚回国不久的黄大年。”

“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的项目黄大年分不到一分钱……”

“没问题。”黄大年如此痛快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大家并不知道,黄大年看中的是这个项目瞄准的尖端技术——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个角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几年前,黄大年的父母相继离世时,他在国外忍痛未归,攻关的正是这个技术。

一天都没有等。他把自己关进办公室,没日没夜地设计科研思路。他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打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没有样机,一连数月,一有空他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试试那个。店铺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索性自己掏钱,直接把模型抱回办公室。

没有机库,他在地质宫门前寻了块儿空地,拉着团队挥汗如雨忙活个把月。

机库建成第二天,出事了。

“这是违章建筑,必须得拆!”有人开着卡车来就要动手。

原来,他们不清楚审批程序,只给学校打了报告,没有履行相关手续。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黄大年急了,一边喊一边往卡车前一躺。阳光正强,他眯着眼睛,就这样躺着。他的几个学生马上也在他身边躺下,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可是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呀……

事情传开了,有人说黄大年就是个“疯子”。他不在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不疯不成魔。

就在这种“疯魔”中,我国在这一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就在这样的“疯魔”中,7年间他打造出充满魔幻的“大年童话”——

搞交叉、搞融合。这是黄大年回国后提出的一项新的科研理念。

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部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

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大增量。交叉、融合中带来的“化学反应”“裂变反应”,释放出无尽的想象空间。

作为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科学是严谨的,但也需要奇思妙想来成就。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

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回国仅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绘就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

在他的感召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千人计划”专家纷纷加入进来,2016年9月,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首任部长。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的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部长的“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说。

有人说,当很多人还在2.0时代徘徊的时候,黄大年已站在了4.0时代,甚至更远。

黄大年的“疯魔”就这样成就了祖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多处“弯道超车”——

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国际学界发出惊叹: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在这个跨越的背后,站着的就是黄大年这样的“科研疯子”。

 “拼命黄郎”——“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黄大年办公室。茶几上一盆淡黄色的菊花,幽幽地开着。沙发靠门一块白板上各种公式和图形,定格了主人当时的学术思考。

墙面上一张巨大的表格吸引了我们,它覆盖整面墙甚至一直延展到天花板——这是黄大年2016年的日程表,密密麻麻:

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到发达地区指导经济转型;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审……

回国7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他出差有个独特的习惯,常常订夜里的航班。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即使在飞机上,他还在改PPT,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学……多个部门和机构里,我们都能找到和黄大年相熟的专家。就连黄大年团队里的成员,也很难搞清楚黄大年同时在承担多少工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黄郎”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了极限。昏倒和痉挛的频率增高了,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

黄大年陀螺一样转着。墙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之后再没任何记录。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天刚擦亮,黄大年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病房。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他为什么这么惜时不惜命?”

采访中,我们问过许多人这样的同一个问题。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最了解这位老友:“在科学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就是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成为黄大年玩命工作的动力来源!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常态,他努力想超越最先进的成果,他就得加班加点地付出。他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才能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

也许,这就是“拼命黄郎”的内心世界。

爱国情怀——“海漂”18年,难忘初心:“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走在地质宫前的文化广场上,眼前这座建筑庄严肃穆。

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李四光,想起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梁思成,想到黄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黄大年身上,我们更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不少人不理解在国外已功成名就的黄大年的选择。他们在问,如果黄大年还活着,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选择回国吗?

采访中,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不同的被采访者。

“我想会的!” 黄大年的弟弟黄大文肯定地说,“父亲生前总和大年说,他是有祖国的人,要做个忠于国家的地质人。”

1958年8月28日,黄大年出生,父母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

黄大年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过的。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记忆中,父亲经常提到的那些科学家模样都差不多,“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黄大年的父母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伴随新中国成长的艰辛奋斗中,他们隐忍克己、朴实包容,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对祖国自始至终表现出忠诚与责任。

黄大文知道,父母病逝未尽孝床前是哥哥心中永远的痛。

2004年3月,父亲突然病重,进入弥留之际。此时,黄大年作为英国ARKeX公司派出的代表,与美国专家一起在1000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攻关进入关键阶段,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美国空军基地,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时,母亲病危。临终前老人以越洋电话嘱咐爱子:“大年,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父母的教诲,黄大年怎能忘记?!

“会回来的!”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异口同声。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这个连年的三好生留校任教。他在毕业赠言册上简短有力地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同学毛翔南保留至今。

1993年初冬,学校要送黄大年去英国利兹大学深造。同学林君去送行,“他冲着我们使劲挥手,大声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林君回忆说。

母校“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早已刻进他的心里。

“我理解他这个人,在英国优越的环境里,黄大年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回国,既是突破自己,又是报效祖国。”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

高平是最早动员黄大年回国的人,可后来又有些犹豫:“大年,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国内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环境,都比不上英国。”

她盼着黄大年回来,但又怕他后悔。

当时,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而妻子则在伦敦开了两家诊所,女儿在英国上大学,一家人生活优裕、事业骄人。

但回国的决心黄大年是从一开始就下了的:“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至今保留着黄大年从英国给他回复的一封邮件:“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2008年,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刘财只是试探性地把这一消息发送给了黄大年,没想到,他立刻启动回国。仿佛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18年的英伦生活,毕竟有很多积淀、很多不舍。

他的科研团队再三挽留:“伙计,别走,你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

可他知道,他的心里无论如何放不下那片温暖而辽阔的父母之邦……

朋友们不理解,年过半百,正该安享人生,为什么还要折腾?

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没给自己留后路,他用最短的时间,辞职、卖掉别墅、办好回国手续。妻子张燕也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格处理了自己的诊所。

那天,处理完诊所的售后事宜后,蹲在那一堆堆她不得不舍弃的中药及医疗器械里,张燕失声痛哭……

十八年的剑河生活,就这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黄大年回来了,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高平很懂他:“是‘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现理想抱负,抒发他的爱国热情。回国,使他将事业和情怀融合在一起。”

回国这7年,是他人生高速运转的7年,是他带领团队高放“卫星”的7年,也是他被病魔一点点吞噬的7年……

整理黄大年遗物,王郁涵在他卧室床头柜的三个抽屉发现了满满的花花绿绿的治肝病的药,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不知有多少个深夜,黄老师靠着这些药物熬到天明。

当一次次从晕厥醒来,当一次次在外奔波舍爱妻独守家门,当女儿的婚期因他的忙碌而一次次被迫推迟,当一次次深夜中被病痛折磨得辗转反侧……

黄大年,你真的不后悔吗?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后悔过。”记者在黄大年留在母校的一份工作自述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回答——

“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李保国在邢台太行山区扶贫的故事:你的幸福我包了

 

 

有一个人的名字,如今依然传诵和响彻在河北省邢台市境内西部的太行山区。

从内丘县到临城县,从邢台县到南和县,从浆水镇到前南峪,从岗底村到南沟村,从凤凰岭、狐子沟再到村后脑、树莓谷,许多乡镇,好多村庄,都摇曳着他矫健的身影,都镌刻着他深深的足迹,都浮现着他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

尤其是在阳春三月,百花吐蕊、果树枝头绽放艳丽的时刻,在树桠间、叶瓣上、花朵里,都回荡着他那悦耳的“咔嚓咔嚓”的剪刀声。

绵延数百里的太行山区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都是他亲密无间的朋友。

是啊,在邢台的太行山一线,起起伏伏的丘陵和莽莽苍苍的群峰绵延了近百公里,坐落和隐翳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在他去过的山旮旯里,只要随手指向一片果园,他都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是谁家的,有几亩、多少棵,收益怎样,住在村里的什么位置,家里几口人,孩子多大,老人贵庚。

在他上千条的手机通讯录和微信里,山里的农民占了60%,并且都起着他编创的一串串便于识别的独特名字:“岗底苹果”“绿岭薄皮核桃”“红树莓”等等。

而他自己,从有微信起,就把自己的用户名命名为“老山人”。

在这里,“老”似乎是永远的意思,他希望自己“永远是山里人”。

微信上的“老山人”真名叫李保国,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858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武邑县,2016年4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噩耗传来,各方震惊。河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在全省开展向李保国同志学习的活动。特别是在邢台太行山区的临城县、内丘县、邢台县,数以万计的干部和群众黯然神伤,有的居然号啕大哭。大家没人相信自己心目中的“财神爷”会突然离去,许多农民一遍遍打电话求证这是不是真的……

内丘县岗底村负责果树技术的村民梁国军,打开微信告诉我说:“根本不相信,你看,这是前几天李老师发给我的微信,还教我怎样治理村里的苹果树呢。”

在微信上,“老山人”李保国回答梁国军道:“收到了吗?用100倍的氨基酸和2000倍赤霉素灌根,树上喷赤霉素1500倍加萘乙酸1000倍。”

原来,村中杨书合家的苹果树开春后长出的叶子又窄又长,不知道怎么回事,问梁国军,他也不知所故,于是就在微信里向李保国请教,并把树叶拍照发给了李保国。李保国通过微信先教他如何治疗,并说过几天会来村里……

梁国军含着泪说:“说李老师不在了,这怎么可能,他说他要来的。”

在采访村民杨群书时,他说不下去了,哽咽道:“……现在想想,我对不起李保国,人家都是为我好,可我当时还不理解……”

那是1997年李保国刚到村里指导苹果种植和管理时,他号召大家给谢花的苹果套上纸袋,目的是保护苹果生长,这样结出的果实皮薄、肉鲜、色好。为了消解村民的疑虑,李保国自己买了20万个纸袋带到村子里,免费发放给果农,说以后苹果卖出好价钱了,再还他纸袋钱。当时一斤苹果才卖1块来钱,可纸袋的成本每个就要0.24元,所以杨群书不理解,认为将来会赔本。李保国劝他套,他还跟李保国吵架,说:“为啥花这两毛多钱把苹果罩住?那以后皮还会红?你是糊弄我让买你的纸袋吧,我就是不套。”李保国耐心向他解释:“说科学,你不懂,我跟你打个比喻吧。这苹果就像人的脸,如果整天风吹雨打日头晒,是不是会很粗糙?用袋子罩上保护起来,就像女人使了防晒霜,将来苹果成熟后,好看又好吃。”杨群书还是不干:“罩住没太阳照射,能会红?不信。”李保国笑笑:“到时袋子摘下,几天就上色了。”杨群书还是不信,发来的5箱子纸袋只用了很少一部分,还私下里说李保国的闲话。李保国路过杨群书的苹果园,见状指着他叫道:“老杨,为你好,你不听,等那套的苹果值了钱,你就想起我的好儿了……”果然,套袋的苹果按李保国指教的时间开解,一见阳光,几天工夫就全红了,不但皮薄还又脆又甜,1斤卖到了2.5元,比不套袋的贵出了1倍还多,杨群书后悔莫及。

说到这时,杨群书的泪水潸然而下:“李教授走了,他处处为我们好,我还说三道四。想想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就难受得不行,好几天睡不着……”

临城县绿岭公司的负责人高胜福接到李保国学生的电话,说李老师走了,高胜福平静地问:“去哪了?”学生哭着说:“李老师不在了……”高胜福震惊地连问三遍才相信了。高胜福迷茫着双眼说:“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几天来就像做梦一样,多想叫梦醒来,李老师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身边……”

2016年4月12 日,李保国追悼会和遗体告别这天,保定市数千人自发送李教授最后一程,各种私家车把保定南半城堵得水泄不通。邢台岗底村,绿岭公司前南峪等地设灵堂悼念,并有数百人自发前往保定殡仪馆吊唁。

2016年4月18日,邢台市委举行首场李保国先进事迹报告会,以政府、企业共同出资方式,设立李保国科技奖励基金,用于奖励为邢台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让其精神传承下去;依托内丘县岗底村富岗科技馆,建立李保国纪念馆,永久保存李保国同志的生平事迹文字及影音资料。

李保国生前是全国劳动模范、我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科技特派员、河北省特等劳模、燕赵楷模、省管专家,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9项和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出版《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绿色优质薄皮核桃生产》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是的,“老山人”李保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严谨,深邃,真正的教书先生和学者、专家。在大学校园里,在课堂上,在天南地北各地组织的学术报告会、研究会上,在各种会议室、主席台和讲台上,他学识渊博,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妙语连珠。

但是,30多年来,他硬是把“学问”做到了荒坡秃岭,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到了太行山上,把“学生”带到了一片片果园里。他的教案和学术成果是山里最美的硕果,硕果是他最美的教案和学术成果。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备受尊敬的“农民教授”“土专家”“乡村技术员”,被广大老百姓誉为“科技财神”“学问福星”。他是山区果农们的“贴心人”“技术把式”。逢年过节,他是乡亲们争相邀请的贵客,一顿饭要像“跑片”那样轮流到10来家炕头上去吃。

他比“愚公”聪明得多,也伟大得多。愚公是要把挡在他家门前的山搬走,太笨了,而他则是靠科学技术让“荒山披上绿衣裳”,把昔日世代寸草不生、“兔子不拉屎”的荒山野岭改造成硕果丰收的良田,让山里人“靠山吃山”摘掉穷帽子,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你的幸福我包了。”

这句话,是他曾经对内丘县岗底村村民杨群小说过的。为了兑现这个“七字承诺”,他以自己毕生的智慧和力量,“承包”了数以万计人的幸福,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

今年56岁的杨群小,20多年前总是早出晚归去外面建筑队打零工,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在这里指导种苹果树的李保国。李保国上前截住了他,亲切地说:“群小,整天去外面跑啥,挣不了个钱,你都不能种点苹果树?”杨群小皱着眉头嗫嚅道:“我不懂这个,再说那能挣钱吗……”李保国拍拍他的肩膀:“兄弟,听我的,种吧,技术上我负责。你家两个孩子,光靠打个小工挣点小钱,养不起家,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哪会有好日子可过。你只要听我的,你以后的幸福我包了。”

杨群小听了李保国的话,承包了村里三亩三分地,种了200棵苹果树,3年后果树扬花挂果,第一年就挣了4千元,第二年收入8千元,如今1年收入近10万元,不但供两个孩子上中学、上大学,还盖了楼房买了小轿车,幸福生活比蜜甜。

李保国教授是1996年秋天一场大洪水之后来到岗底村的,当时他是从保定农大来参加上边组织的“灾后水土流失评估”专家组到这里考察受灾情况。大洪灾把这个本来就偏僻贫困小山村的200多亩“保命田”冲了个精光。汇报时,村支书杨双牛眼泪婆娑,悲哀长叹:“这以后不知道该咋办……”李保国在下边听了,悄悄递给他一个纸条,完了就走了。散会后,杨双牛展开小纸条一看,上面写道:“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后面还留有他的家庭电话。山上没地了,可村里山场面积很大,特别适合种果树,杨双牛早有这心思,但不知道怎么整。于是,他就试探着给远在保定的李保国打了个电话,没几天,李保国果然坐着长途汽车辗转着倒了好几次才来了这个距县城百十里的小山村,并开始了整整30年矢志不移的“科技扶贫”。

李保国是岗底村的“荣誉村民”,这里有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能叫出全村人所有人的名字,对每一棵果树的生长比他儿子的成长都了如指掌,硬是把一个“山秃地贫收入少,光着脊梁睡土炕,糠菜树叶半年粮,十有九年闹饥荒”的穷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美丽乡村”,其生产的“富岗苹果”驰名中外,杨双牛因此成为“全国劳模”。

如今,岗底村人均收入从80元达到3.1万元。

李保国逝世的消息传来,杨双牛失声痛哭:“不是你,哪有富岗今天的好日子啊……”

为了实现“你的幸福我包了”这句诺言,李保国发誓“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

他说到做到,不用扬鞭自奋蹄,从1981年大学毕业留校开始,只有23岁的他踌躇满志,完成教学任务后,一有闲暇便携妻带子,背起行囊,上山下乡,夙兴夜寐。

从这时起,年轻的李保国凭仗自己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主动自费到邢台地区数百公里的太行山区开始了义无反顾、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哪儿穷去哪儿,哪儿偏奔哪儿。赴前南峪,进富岗村,上狐子岭……每年在山里“务农”和“科研”的时间平均都超过200多天,把自己变成了似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他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培训人员9万余人次,推广36项林业技术,完成28项山区开发研究成果,直接帮扶100余个村庄,累计增加农业产值超过35亿元,实现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使贫瘠山沟里“刨食”的10万农民实现了脱贫致富,让140万亩荒山变绿,创造出“前南峪生态”“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富岗苹果”“绿岭薄皮核桃”等数十个全国名牌和名冠全国的优秀村支书以及著名企业和企业家,把农民变成了像他一样懂科学用科学的技术专家。

从此,他完成了一个专家教授或者是学者真正意义上的“植根”和“深扎”,在太行山地区制造了一个“科技兴农”的神话和传奇。

李保国真的走了。

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一早,他的手机还不断地响着,不知情的老乡还向他咨询果树种植技术。他的电脑里还有没写完的论文,他的办公桌上,还有他没完成的农业项目规划和正在修改的学生论文,还有他那雄心勃勃的关于打造和整合邢台太行山区林果产业“航空母舰”的平台……

壮志未酬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过上幸福生活,还有求于他……

一连数日,我奔波于李保国生前所工作和生活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感受着他无处不在的气息。

站在临城县绿岭公司一望无际满目青翠欲滴的薄皮核桃林里,徜徉在内丘县岗底村一条条沟壑上正扬花飘香的苹果园里,穿行在邢台县前南峪村美丽如画的经济生态沟里,伫立在南和贾宋乡“中国树莓谷”幼苗培植基地里,我一遍遍感动着、感叹着、感慨着李保国的令人惊讶的丰功伟绩。随便找个村民或者员工打问李保国的事儿,他们都会站下来激动地滔滔不绝向我诉说。李保国所及之处似乎都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他的事迹风一样漫山遍野流传,遍布在林果成长和开花结果的所有细节之中……

我第一次见李保国是2006年初秋,在临城县城东北丘陵上号称“狐子沟”的一个荒山开发项目工地,在名曰“绿岭公司”的驻地。走到路边挂满青果的核桃林旁,负责人指着一个穿着破旧体恤衫、绾着裤腿、穿一双胶鞋的中年汉子,对我介绍说:“这是李保国,李教授,保定河北农大的,帮我们弄薄皮核桃。”

李保国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几的样子,瘦瘦的,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笑容很憨厚,看起来和蔼可亲。按农民们的话说:“看着很土,不是个讲究人,啥也吃,啥也干,腰里总别着钢锯和一把大剪刀,问啥教啥,一点没有架子,不像个大教授,普通得跟俺们村里人一个样儿。”

当时,我在临城县挂职副县长,县政府每周的县长办公会都要研究在全县乡村推广种植薄皮核桃的事宜,政府每年拿出一部分经费对种植的农户进行补贴,目的是最终发展到全县种植薄皮核桃达到10万亩。之所以推广、号召、要求,还要补贴鼓励,原因是大家对种植薄皮核桃认识不足。

那时候,李保国没有名,薄皮核桃也没有名。

后来,李保国和薄皮核桃都越来越有名了。

如今20年过去了,这里的薄皮核桃已经发展到22万亩,比原计划翻了一番。

在李保国的直接引领下,这个1.5万亩的荒山岗从一开始不知道种点什么到如今变成了“摇钱树”“花果山”。实现了一年栽树、二年结果、五年丰产,盛果期的核桃亩产达到了230公斤以上,每亩效益超过8000元。绿岭公司的苗木、核桃、深加工等一系列产业年收入近两亿元左右。全县形成132个村庄的“百里核桃产业带”。

这里是李保国的科学实验基地,是他和学生的论文素材大数据库。在这里,李保国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成功选育出中国最好的核桃品种——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尹伟伦教授认定为国内首创;在这里,他成立了“河北农大产、学、研人才培训基地”,先后有万余人在这里培训和实习;在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薄皮核桃培育基地,经常有外省市的人来这里参观学习;在这里,国家林业局已经连续举办了2届“中国核桃节”……

李保国教授的“科技扶贫”,是直接对准村民的“精准扶贫”,使得致富发家过上好日子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他给大家带来的幸福越来越多了。

2016年2月初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媒体,分别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集中报道了李保国教授30多年如一日、用科技帮助太行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

然而,在李保国成了典型“火”起来的节奏上,他却悄无声息地走了,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像他热爱的太行山一样沉默无言地矗立着。

“不留浮名身后知”。

是的,李保国扎根山区帮助村民们致富,是为了纯粹的帮助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让别人记得他。30多年来,李保国都是义务为乡村服务,从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他规划、扶植、策划了那么多名牌林果产品,有的公司效益如日中天,但他从没向企业要过一分钱。当他功成名就、党和政府将要褒奖他的功德、给予他各种荣誉称号、新闻媒体宣扬他的事迹的时候,他却戛然而止,不情愿去享受那些“浮名”般的荣誉和光环。他愿意累在为老百姓的幸福上,不愿意累在名利上。

这就是只会“承包别人幸福”,而自己从不会享受幸福的李保国;这就是义务行走在太行山深处为穷苦农民脱贫致富的志愿者,而不是衣冠楚楚、四处奔走讲学还讨价还价索要讲课费的李保国。再有几年,李保国就要退休了,生前,他曾经这样说起自己未来的生活:“到那时,我和老伴儿一起找个山村住下,愿意做成太行山上的一棵树,把根永远扎在这里。”

李保国没有能成为太行山上一棵树,他的思想境界,他的精神意志,他的艰苦奋斗,他的创新观念,他的励志故事,已经成为一座让我们崇敬的大山,巍峨,壮观,绚烂,风采卓然,解读不尽,他是用生命染绿了荒山野岭。

巍巍太行是一座英雄之山,那上面凝聚着我们民族的魂魄和气节。在战争年代,为了生存和尊严,不乏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他们将自己的英名铭刻在了大山之上,让我们永志怀念。今天,在和平年代,同样是为了生存和尊严,还有幸福和美好,也有人能挺身而出,敢于发出“你的幸福我包了”的呐喊并践行诺言!李保国无疑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更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将像往昔的战斗英雄一样,犹如太行山那样恒久、高大、不朽,与日月同辉。

钟扬: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钟扬53岁的人生已经有如此的厚度:

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痛风发作时,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学生采样。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用心培养每一位学生;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他是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他从不考虑眼前利益,头脑里想的就是我能为单位、国家做点什么。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他依然如此,推动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勇于担当,严于律己,是大家眼中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他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

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为社会做事,为时代做事,就是最大的意义。

他还说,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负你的人生。

他的一生是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用生命,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写就最质朴、最绚烂的时代故事。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在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人们称其为“种子方舟”,建立10年间已收集超过100万种种子。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有一座美丽的千年种子库,在那里,植物种子的保存条件是零下20℃,保存时间标准为80年至120年。

在中国云南,从2004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在这里主导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迅速壮大,成为亚洲最大的种子库,跻身世界三大种子库之列。

全世界都在关注种子。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人类未来。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有数据显示,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2001年钟扬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他感到迫切: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世界科学家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决定行动起来。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有时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7种,钟扬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但他总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十多年来,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十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他兴奋地向人们讲述在西藏收集种子的“浪漫”故事。他说:“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

追梦——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钟扬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

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做成。但他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

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4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此前一年,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一度想放弃。“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那段时间,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一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藏族人都懂,这是他们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3个“太好了”。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作为援藏干部,一般一轮是3年。但每一轮援藏快结束时,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5年,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抢救后的第3天,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他在重症病房里口述记录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病后的他,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第一条,对两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他,有些痛苦,但他真的滴酒不沾了。包里多了个透明塑料小药盒,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可第三条,他实在做不到。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再次进藏时,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有时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劝他把节奏放慢些,他总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还要在西藏再干10年呢。”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所理解的钟扬:“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钟扬的学生,如今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发现,病后稍有恢复的他变本加厉地工作,一天排满了各种事。比如:

2017年6月24日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30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下午5点起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不停地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上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项申请书,半夜1点起开始处理邮件,半夜2点上床睡觉、4点起床,4点30起床吃早餐后开始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的衣袋还总是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但再忙,他也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大家围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前放上胶水、针、线,一边做事,一边听他讲故事。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喜欢做饭。虽然一个人时经常只是吃方便面,办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包里还有很多小包装的饼干。但只要有机会给学生做饭,他一定要亲自掌勺。

回锅肉、酸菜炒肉、麻辣手撕鸡……他的学生都吃过几道“钟式私房菜”。他打趣说,热爱生命首先要热爱食物。饭桌上,一些问题就讨论出来了,谁的项目怎么做,接下去的考察路线怎么定。到了野外,每天他都比学生早起一个小时,准备好早饭。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人基础相对薄弱。他说:“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他认为,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做出成果。

他特别鼓励大家开展与自己家乡相关的生物学研究。于是,他的实验室有了拟南芥的发现和研究,有了青藏高原手掌参和山岭麻黄的研究,有了宁夏枸杞和蒙古黄芪的研究,众多具有地方特色、与民族地区背景密切相关的个性化课题在他的支持下开展了起来。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他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销量一直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出自他的手笔。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也是他和团队翻译完成的。博闻强识,幽默风趣,“钟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在演讲平台上作题为《种子方舟》的演讲,风度翩翩,“吸粉”无数。他给科普公众号录制《植物家族历险记》等系列故事。长颈鹿会不会游泳?石头会不会开花?这些科普小故事多半是他深夜在办公室录制的。他说他已经想好了100个小故事,要为小学生们录下来,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既有趣又有科学性,引导孩子们学会提问。

他还乐于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他的课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若是讲座,如不早早地去占位置,就只能站到教室外三层人墙以外的地方去听。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

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给孩子起名,钟扬也不忘“科普”。2002年,他和妻子张晓艳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出生前,他就想好都用红树植物命名:云杉、云实。他得意地四处推介自己的“植物起名法”:“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应当都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花花草草那么多,植物志那么厚,要想重名都难……如果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扬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

“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没想到,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多,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面包车和停在路边的大型施工装载机相撞。那时的他,正在赶往机场,原本,他会像往常出差一样搭乘早班飞机,上午到达就可以迅速投入新的工作。

“老爸,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2017年9月9日,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张晓艳有个约定:孩子12岁以前,你多管一点;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后来,这个时间又延到了15岁。

只是这一次,“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

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孩子们默默写下。

张晓艳也愿意这样相信:以前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现在夜里常常醒来,我也会这样想,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张晓艳说,钟扬其实心很细,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总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

他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孩子12岁时,他让小儿子进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事业。小儿子会说第一句藏语时,他特别开心。

2018年1月,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捐出的钟扬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3月12日,很多人来到复旦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楼旁为他种下一棵棵树。

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深厚情缘,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步。一系列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深入合作正在继续。

几年前,他在上海的海边种下了红树,他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这是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这些红树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他已采集了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他的学生继续着这项工作。

他钟爱给中小学生讲科普,他的学生如今也已站上讲台。

…………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


他远赴贵州义务支教,为孩子们插上一双翅膀

陈立群:花甲进苗乡 烛照学子路

 

3年前,原杭州市学军中学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两百万元高薪,独自背起行囊,走进贵州省的连绵群山,担任起黔东南州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他开出的唯一条件是“分文不取”。

3年后,陈立群站在了聚光灯下——在全国人民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日,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陈立群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支教的日子里,陈立群做了什么,想着什么,又给当地带了什么变化?日前,记者在北京采访了陈立群,听他讲述这些年的支教点滴,他也想通过《浙江日报》,向家乡人民分享一个个来自大山深处的喜讯。

“教育者最为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严格要求转化为学生自发、内驱的强大动力。舍此,便不成其为教育。”——陈立群《我的教育主张》

课堂内外 守住教学生命线

这两年开学前,贵州省台江县有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少村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为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开欢送会。孩子的脸上充满自信,家长眼含热泪,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谁家孩子考取大学了”,每个人都感受着这份以前少有的荣耀。

2018年,台江县民族中学全校901名学生参加高考,450人考取本科,高考增量从全州垫底冲到全州第一;2019年,全校885名学生参加高考,有561人考取了本科,本科成绩完成率达到了183%,其中一本线第一次超过100人。

黔东南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一方主战场,也是杭州对口帮扶的地区;台江县是“天下苗族第一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作为全县唯一的公办高中,台江民中在陈立群来此就任校长之前,教育质量堪忧:每年仅有100多人能上二本线,2008年和2011年只有一名学生考上一本。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和我当时所处环境差不多的孩子。”陈立群的支教初衷就是这样简单、真诚——不为名利、只为初心。

抱着这样的心愿,陈立群迅速投入到台江民中的工作中。可没想到,上任第一天,当他走进台江民中食堂,着实被“吓了一跳”:偌大一所学校,只有一个食堂一口锅,师生排着长队半天打不上饭;苍蝇乱飞,卫生状况堪忧,学生的营养根本无法保障。

陈立群的眼光确实与众不同,他先从改善师生生活条件抓起,着手改善食堂环境。不到两个月时间,全校3个年级分3个食堂用餐,单独开设教工食堂。

偏远山区硬件条件不好能够理解,可是,整个学校学习氛围之差,才更让陈立群感到诧异:校园本是安静之地,可是台江民中晚自习时间吵吵嚷嚷,老师不管,学生不学,完全不是一所学校应该有的样子。

陈立群立即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学生全部住校,手机全部上交,只在周六发还并限当天使用。学生自习时间不允许在教室讨论,每个班每天检查评比,早中晚挨个教室督察。没多久,3000多人、55间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

“非宁静无以致远,不静下来,怎么能够想得深远呢?”陈立群说。

浮躁止于宁静。新校长的这根缰绳一拉,这些四处撒欢的学生们像是被一记无形的教鞭抽在了心上,立刻进入了紧绷状态,一盘散沙式的学习氛围逐渐改变。

温文尔雅的校长,动起真格来毫不手软。走进课堂的陈立群,开始调研教学质量。这一次他又被教师的不在状态“吓了一跳”。

“一位高三语文老师讲了20多分钟课,才发现自己讲错了。这不是误人子弟嘛!”陈立群当机立断,直接让这位老师“下课”。没过多久,他又将另一名上课没有教案、跟着感觉走的数学老师调离了岗位。

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位老师接连被调岗,在台江县教育界迅速传开,大家都被这位铁腕校长雷霆般的整顿魄力震惊了。

“老师们的精神一下子都绷紧了。”台江民中副校长粟高胜说,大家都开始反思自身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式,深刻理解陈立群口中的“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命线”的含义,“大家备课、上课都很积极,教学上变得认真严格、质量有了长足进步。”

短短两个月,陈立群制定了16项管理制度,整顿校风教风,创新教学方法,台江民中经历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巨变,这所原本涣散的学校终于回到了正常轨道。

2017年6月7日,是陈立群来到台江民中带出的第一届毕业生高考的日子。两个星期后,当揭开榜单看到成绩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感到欣喜——二本以上上线人数达到了近300人,是以往的3倍。

“教育,就是要把人性中的善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方式引导出来,并付诸实践,绵延后代,完成人类精神文明健康和谐的传承。教育即心灵唤醒。”

——陈立群《我的教育主张》

滋润心灵 织成爱的经纬线

“严师”只是他的一面,另一面是深的得学生之心的“暖男”。个人的烦恼,家庭的困难,学习的困惑,乃至对学校管理的意见……学生们都会写在纸上,从校长室门缝塞进来。

2017年底的一天,陈立群打开办公室的门,脚边是一封信和1000元钱。写信的是高三学生王世珍。当时,她因母亲得了尿毒症,提出退学,陈立群去医院探望,极力挽留她,临走时留下1000元钱。没想到,第二天,钱如数退回,并附信一封:

“您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心灵。您的心意我领了,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但我明白,人如果不是到了绝境,绝对不能靠别人来改变处境,而是要有所作为。”

欣慰之余,陈立群退还了王世珍的学费,并帮忙联系医院。“之后,在学校每一次碰面,陈校长的第一句话都是‘生活费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跟校长说’。”王世珍说。

2018年6月,王世珍参加高考。现就读于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专业是学前教育。“我希望以后能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老师,像陈校长一样,有爱心、有责任心。”她说。

读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方式,陈立群深知这一点。出生于浙江农村的他,也因家境困难一度辍学,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人生轨迹得以改写。

一进台江民中大门,很远就能看到石头上镌刻的一行大字——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心和责任感。这是陈立群到这里做校长后新设立的。“这是教育事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也是我特别想对师生传达的价值理念。”陈立群说。

刚担任校长时,全校每年辍学学生有100多个,贫困家庭、留守儿童、问题学生占全校人数近一半。父母遭遇重大疾病的、父母离异的、家里揭不开锅的、学生生病住院的……陈立群心里记得清清楚楚。每个学期,陈立群都要了解每个班的学生入籍报到情况。谁要是连续旷课,班主任都要第一时间报告。

没过多久,老师们又被陈立群的脚力所震惊——这个杭州校长一路向西,到了台江还没有停止步伐,一有时间就要去家访。

在台江民中,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孩子较多,陈立群经常走村入户家访。台江县境内崇山峻岭,车辆经过之处,旁边就是万丈悬崖,有些地方需要坐船、步行。最远的一次家访,陈立群需要先开车一个半小时,再坐45分钟柴油船,下船后再走半小时路,才能到达学生家里。陈立群不在学生家中吃饭,走时却总会留下几百上千元,目的就一个:千万不能辍学!

只有把教育放在“特殊优先级”,才能克服现实困难,找到解决办法。3年时间里,陈立群跑遍了整个台江,家访了100多个贫困学生家庭。春风如雨,润物无声,该校贫困生辍学现象基本消失。

没有爱和责任,做不了教育,更做不好教育。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家长,陈立群都格外重视“心灵唤醒”“精神教育”的力量。

每周一的国旗下讲话以及各种公开场合,陈立群都鼓励学生树立远大抱负;教学楼前开辟“志向林”,在每年台江民中“励志节”这天,师生们将自己的志向埋藏于树下;培训驻村第一书记,讲授尊师重教、教育与脱贫、家庭教育;给考上大学的家庭送喜报,让家长感到读书光荣……

因为待遇跟不上,台江民中每年都有十几位教师离职。为了解决教师待遇问题,陈立群没少跑当地的教育部门。他还拿出所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杭州市杰出人才奖20多万元,设立了台江县民族中学“奖教金”,每年奖励9名教师,每人5000元。

陈立群又主动接手了许多“分外之事”:走遍黔东南16个县市,作了100多场讲座,义务给初中、小学校长老师授课,接受培训的校长、老师超过了1万人次。

当地百姓对教育的信心回来了:中考尖子生几乎全部留在本地。2018年9月开学前,台江中考前100名的学生留在本地读书的有95人,今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9人,而在往年,常常只有个位数。校园里到处都是蓬勃自新、向上生长的力量,老师们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

“给钱总是要花光的,给物资总是要用完的,唯有把农民的孩子培养好,才能使家庭的贫困不会成为世袭。”

——陈立群《我的教育主张》

点燃希望 走向远方地平线

教师节前夕,贵州省台江县台拱镇张家村的张夏夏坐高铁来到嘉兴学院,迎接她的是南湖畔的秀美景色和大学的美好时光。

临行前,她给自己敬爱的陈校长写了一张贺卡。“我是一个不突出的学生,成绩也不是很出众。在填志愿时,家里人都劝我报一个省内的学校,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填了浙江高校。是您的到来,才让我有了走出贵州的想法,我坚信自己的选择……”

“比起升学上的靓丽数据,我更开心的是,老师学生的精气神不断提升,自信心不断增强。”陈立群和记者分享了这个新变化,“以前,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多,也不敢往远的地方走,基本都集中在贵阳。今年,我查看了学生的录取情况,基本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里都有我们的学生。”

教育的意义就摆在眼前,苗民们逐渐认识到,考出一个孩子,脱贫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寨子。

孩子们感谢这位“校长爸爸”,办公室里,经常有学生塞进门缝的信、贺卡。然而,面对学生们的感谢,陈立群却说:“错了,是我要感谢你们,因为是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提升了我的办学思想,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

准备去支教前,陈立群向老母亲告别:“儿去贵州,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

这个心愿由来已久。担任杭州长河高级中学校长期间,陈立群就创办了浙江省首届宏志班,为寒门学子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

“教育是一种唤醒和发现。”陈立群说。他在杭州长河中学工作期间,一共带出了12届宏志班,招收的951名学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相比于这样的成绩,陈立群更加坚信一句话:教育首先是精神成长,其次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

后来,他和老师们一起总结了“宏志精神”——高远的志向,高昂的志气,高雅的志趣。

来贵州支教,致力于兴办平民教育,这与他长久以来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一脉相承,与他创办宏志班的原因相通。

陈立群唤醒的不只是孩子们的宏图大志,更是用爱唤醒了他们那份感恩的心。而今,当年用心呵护的幼苗已经长大,陈立群一个人的支教,已经变成了一群人的勠力同心——一批批宏志生把“宏志精神”传递到了更多的地方。

曾经的宏志生朱华彬去台江看望陈校长,看着苗族孩子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眼神,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随即,他和其他的宏志生们一起筹备宏志基金,决心像陈校长那样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求学梦,诠释“教育的最大魅力,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让好的更好,而是雪中送炭”的意义。

陈立群的支教进入了第4个年头,原本计划支教一年,把学校管理理顺了就走,可每当看到山里孩子期待的眼神,他都说“我没有拒绝的理由”。然而,他却很少把自己的事说给大家听。他常年药不离身,也并不富有,更有好多牵挂:92岁的老母亲独自在临安老家生活,孙女今年5月出生后,还没见过爷爷。

面对这些,教育局领导、学校老师都不敢多问,他们从不问“陈校长什么时候回去”,他们只关心“陈校长还能留多久”。

陈立群的微信头像是教室用木板钉起来、四面通风的台江县小江小学。他以此激励自己,只有争取给孩子更好的求学机会,才能用教育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现在,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快在当地传播爱与责任的教育理念,留下学校管理、教育改革的经验。

在陈立群出资和推动下,台江民中启动《青年教师培养行动计划》,针对不同老师情况提出了“小荷工程”“青蓝工程”“名师工程”等培养计划。

“所有的帮扶总是暂时的,所有的支教总是要结束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至于到底会在台江支教到何时,陈立群自己也说不清,但他对学生的爱和责任感始终如一,因为这里有他太多的牵挂。

【记者手记-郑文】做好人 教好书

 “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从事着很平常的支教活动。”央视《时代楷模发布厅》节目录制前一晚,结束了一天的彩排,陈立群终于有空坐下来喝杯水:“我想给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希望,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实现人生价值。”一番话语,诚恳而坚定。

支教扶贫,一片丹心。大山深处,那些聚光灯照不到的贫困家庭,他们的未来由谁来点亮?陈立群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他常说“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是他的支教初心,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普通教师,为教育而生,一生只做一件事——做好人,教好书。

时代楷模,责任在肩。崇高的教育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面对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陈立群感受到了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他说,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心和责任感,教师的快乐和幸福在于能够给孩子一对爱与责任的翅膀,让他们飞得更高。未来,他们会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全国各地,带着爱与责任的教育理念回报社会。

陈立群用榜样力量带动更多人关注教育扶贫,开展支教助学。用“花甲之年入深山”的行动证明了教育的神奇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千百万有理想、敢担当的老师造就的。